千万小学生的难言之困:读写困难不是“笨”

读写困难儿童在中国大量存在,却鲜为人知。近日,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(下称中科院心理所)相关课题组发布了“中国读写困难现状调查”,结果显示,2014年,课题组在北京、沈阳、济南、武汉、乌鲁木齐等地对2000多名小学生调查发现,中国读写困难的疑似发生率约在11%左右。以此推算,中国现约有1000多万小学生受到读写困难的困扰。
  【财新网】(记者 盛梦露)读写困难儿童在中国大量存在,却鲜为人知。近日,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(下称中科院心理所)相关课题组发布了“中国读写困难现状调查”,结果显示,2014年,课题组在北京、沈阳、济南、武汉、乌鲁木齐等地对2000多名小学生调查发现,中国读写困难的疑似发生率约在11%左右。以此推算,中国现约有1000多万小学生受到读写困难的困扰。

学习能力测试
 
  在印度电影《地球上的星星》中,八岁的男孩主角伊夏,在老师和家长看来是个顽皮的“差生”。因为在伊夏眼里,文字是一个个符号,但难以理解。
 
  伊夏是典型的读写困难儿童,他的智力正常,甚至在绘画方面有特殊的天才,但在是阅读、书写或拼字方面存在障碍。这是一种常见的特殊学习困难。他们字迹歪斜,表达不畅,看似愚钝,往往被称作“聪明的傻瓜”。
 
  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,常被误认为是智力低下或懒惰、不专心,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。专家表示,最佳的干预时间是在12岁以前,尤其是六七岁时。
 
  根据调查,平均10个小学生有1个具有读写困难。但为什么在课堂或日常环境中,家长和老师往往没感觉比例有这么高?
 
  美国纪录片“反思读写困难”的导演詹姆斯·德雷福是一位读写困难患者的父亲,他表示,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,家长都会羞于谈论此事,并认为具有读写困难,是孩子智力低下的表现。他说,“有人不信比例如此之高,那是因为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其实很聪明,所以很擅长掩饰问题”。
 
  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郭菲表示,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,美国读写困难者的比例在10%-15%左右,而她所在的课题组,在中国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比率约为11%,与国外的研究相近。
 
 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科普,读写困难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认知,且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些特殊人群,并有专业的社会机构为其提供服务。但在中国,这些支持措施几乎都还是一片空白。由此,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相关提案,建议政府尽快建立筛查、矫正系统,对读写困难群体予以帮助。
 
  读写困难是一种病吗?
 
  研究表明,读写困难源自于神经系统对信号处理的异常,有一定的生理基础,包括特定基因和大脑结构、功能的异常。但具体的发生机制仍不清楚。
 
  郭菲解释,读写困难主要有三方面的直观表现:
 
  第一,阅读和言语困难,如在辨析字词发音时存在问题,在识别同音字或同意字词时有困难,以及在阅读速度、阅读节律、字词理解上有困难;
 
  第二,是书写困难,如笔画不规范、不能沿直线写字,或者是字迹很潦草、歪歪扭扭,老是把字写在框外、把图画给画到线外等等;
 
  第三,是动作不协调,包括身体大动作的不协调,和一些小的精细动作的不协调,如写字握笔的姿势都比较僵硬。
 
  这一群体的特异性,加上周围人的不理解,往往对读写困难的孩子造成心理压力。在电影中,伊夏成了学校里的异类,只能用假装顽皮和叛逆来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因为误解,父母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,伊夏与家人分离后变得沉默寡言,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……
 
  上述调研发现,在参加调查的孩子中,具有读写困难的学生,其成绩在班级中排位在最后10名的比例为21%,远高于普通学生的6%;同时,他们的情绪问题风险更高,包括焦虑、抑郁的比例都比普通学生高。调查也发现,这些孩子的父母同样倍受困扰,他们对养育孩子的自信心普遍更低。
 
  耶鲁大学读写困难与创造性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Sally 和Bennet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,读写困难是一种神经系统问题而不是性格缺陷,它可以被改善;同时,读写困难也会带给人一些独特的优势:比如,有些读写困难者的创造性和思维水平显着高于常人。
 
 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毕鸿燕表示,读写困难,也称读写障碍,是特殊学习障碍的一种。读写困难群体的智力、动机、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没有缺陷,也不存在视力、听力和神经系统障碍,但是阅读成绩明显低于正常水平。
 
  她表示,读写困难不是传统意义的疾病,不能像普通病症来对待,但它又有神经生物学基础,可以遗传,且对正常发展有负面影响;一些孩子长大后会有社会适应的问题等等,因此需要受到重视,并进行干预。
 
  郭菲也指出,公众可能对“障碍”一词较为敏感 ,会将其误解为严重的疾病,因此一些心理学学者倾向于把读写困难称为一种“学习困难”─因为,这些孩子的智力正常,只是在读写方面需要更多的帮助。值得注意的是,一些读写困难的孩子在创造力上还可能是超乎常人的。
 
  詹姆斯·德雷福表示,研究表示,读写困难的孩子善于创新思维,“帮助他们也许是在帮助中国未来伟大的艺术家、科学家、思想家”。
 
  此外,研究还显示,中文和英文的读写困难,其对应的脑区可能存在差异。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助理教授萧慧婷(Wai Ting Siok)在一篇论文中指出,通过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,人在阅读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时,运用的脑区不同。中文阅读更多地使用左半脑的前方某区域(左额叶的中部),而英文等字母文字的阅读,则更多地使用左半脑后方某区域(颞顶交界区)。
 
  毕鸿燕表示,不同语言的读写障碍,其具体表现以及相应的脑区可能不同;汉语的读写障碍可能有特异性,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有限,还不能完全证实。
 
  尽早干预能大幅改善症状
 
  许多参与读写困难群体帮扶工作的实践者表示,及早干预,能大大改善读写困难。
 
  社会企业乐朗乐读的CEO兰紫就表示,以她的经验而言,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对读写困难进行干预的成功率最高,可达80%到90%,到小学五六年级再干预的成功率,就只有30%到40%.但遗憾的是,在中国,送来机构接受干预的往往已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。
 
  毕鸿燕则表示,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的研究起步较晚。由于缺乏更多的支持进行更多大规模研究、亚类型研究,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研究还很少,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基础科学领域。
 
  兰紫称,从全世界各地的实践看,对读写困难的干预,在孩子12岁以前的原则是“补短扬长”─例如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书写量、加强小肌肉抓握训练、使用联想记忆和多感官教学等方法,帮助改善读写困难;而12岁以后,往往是“扬长避短”,即开发孩子的其他特长。
 
  至于干预措施的具体作法,又可分作三大块——专业矫治、心理社会发展和培养与周围人群的正确相处方式。兰紫指出,专业的矫治,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一定方法改善其读写等能力;同时,还需要心理辅导师或社工等人士,帮助孩子恢复社会认知;另外,也需要对孩子周围的人群加以培训,教会他们如何与有读写困难的孩子相处。
 
  她举例称,这一体系在香港较为完善,包括有矫治师进行矫治、有公益组织帮助举办各类活动、教育部门也会印发手册给读写困难儿童的教师和家长。
 
  但在内地,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极少,配套的服务和支持机构更是几乎没有。兰紫称,目前内地没有针对读写困难孩子编写的特殊教材,专门的学校机构也很少,“全国做读写困难相关服务的社会机构、组织不超过5家”。
 
  而相关的公益项目即便创立后,由于对读写困难的社会认知有限,项目和机构也很难得到基金会的支持。兰紫说,她在争取资金做展示时,“我需要花5到6分钟解释什么是读写困难,解释完,时间也到了”,而其他做留守儿童等常见服务的机构则更容易获得资助。
 
  由于大多数校长和教师都对读写困难不了解,学校也不能为这些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支持。
 
  另一方面,专家建议政府还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进行早期筛查、诊断。毕鸿燕表示,由于读写困难的遗传因素大,读写困难人群的子女是高发人群。在国外,读写困难群体有明显的标签,也能更好地对其子女进行早期的干预。
 
  如何填补政策支持空白
 
  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扶助读写困难人群的提案。他表示,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帮助读写困难儿童。中国也应逐渐建立类似的扶助体系。
 
  黄永光在提案中表示,北京应率先一步,从政策、法律和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,发动社会重视、关注、关爱、帮助读写困难儿童这个弱势群体。同时,要组织、支持并督促学术机构,尽快研发出甄别和评估工具,以帮助各级学校、家长及早发现有读写困难风险的儿童,并开发适合不同学段、基于研究的读写课程;并与学校内的原有课程内容进行整合,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。
 
  在国外,对读写困难群体的帮助措施已较为完善。毕鸿燕介绍,西方有一些国家会为读写困难人群提供特殊的学习机构、考试机构,例如可采用口头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考试;通过考核后,他们可以获得相应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,证明其具有同等水平的学业能力。
 
  香港的经验或许值得内地借鉴。中国读写困难基金会负责人李怡然表示,约20年前,香港社会对读写困难的认知也极少。最早,在一些海归教授的推动下,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─香港马会,在过去十多年投入了1.5亿港币,资助学者进行研究,并开发相应教材,培训教师。
 
  直至五六年前,香港的教育局又进一步将这套培训普及化,共有200多所学校的教师接受了培训。现在,这些香港教师可以先在校内“找到”这些孩子,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教学方法;同时,校外还有社工可提供心理辅导、简单培训,也有学者开展研究、评估、做课题,还有相应的医生可以对孩童进行矫治。李怡然说,目前针对读写困难,“香港的体系已比较完整,有一定的产业链”。
 
  黄永光也表示,如今香港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筛查、矫正系统,比如专门为读写困难的孩子制订的在校学习和详尽的考试辅助策略。兰紫称,这一套干预措施在香港已经做到可以免费提供,学校可以申请特殊教育经费,每个孩子每年的经费额度是2万元港币。
 
  目前,据财新记者了解,在内地的相关政府服务仅有一项由北京市朝阳区的政府购买服务。在2014年,朝阳区委托乐朗乐读机构筛选出15名具朝阳区小学学籍的6-12岁适龄读写困难生;并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,以每人最高3000元的政府补贴额度,为他们矫治训练读写困难问题。
 
  毕鸿燕说,以她的个人经验,读写困难儿童表面看起来和普通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,也不乏最终获得成功的人,但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。她希望,未来这些孩子的学习障碍能被扫除,更好地成长。
 
  来源:财新网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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